提到過去國民黨專政的時代,老爸那一輩的叔叔伯伯總是一肚子憤慨。諸如身份証上要印上籍貫以便篩選高考及格保留名單的特權政策,或是學校裡推行說國語動輒要罰錢掛狗牌的運動,酒酣耳熱之際,這樣的話題總讓他們突然牙癢癢的,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
但家裏說母語的機會卻少,打小便是這樣,老爸老媽電話裡同人說著福佬話的同時,往往一轉頭向著我就換了聲帶改說國語,彼此不覺奇怪,旁人看著聽著倒是詫異。因為少說所以始終講不輪轉,開口就令人發噱,到南部就像進了異世界,鄉親聽了痛苦,我也痛苦。當兵的時候又在北部,就算試著和那些南部上來的學弟練習,還是沒能有什麼進展。
在大陸維持南部習俗,客人一進門就先燒開水泡茶的台商老闆們大抵都是本省籍,混跡發達的黑手頭家。他們常常就苦勸我這個國語說得太標準的少年家,有空還是要練練台語。「不然怎麼去跟人家做生意啦!跟自己人講話的時陣無倘讓別人聽有阿,阿你只會講普通話怎麼可以」特意操著台語像是間諜行動中的暗號這樣跟我講,同一個辦公室裡大陸的本地幹部卻同時豎起耳朵,似乎他們真的全都聽有了。
真正震撼還是聽到這些力爭上游的大陸幹部們唱起台語歌的時候,標準的南部口音。他們總是親熱的摟著我肩膀要把麥克風遞給我,天知道洪榮宏陳百潭這一些唱將的歌曲離我之遙遠,就像他們永遠也存不到錢去阿里山一樣。婉拒說我不會唱卻要惹來一陣譏嘲。「不是吧,台灣人不會唱台語歌?不是這點面子都不給吧。」我是滿臉通紅。
另一角,老在我部落格裡出現的紐約佬正親親熱熱的找了個一點英文都不會說的老闆說悄悄話。我問他在談些什麼。
「窩們補高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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