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陣子滾石老人們的發言，讓我想起陳昇三十多年前寫過的一首歌。
九零年代初，可能是提早預見華語樂壇盛世即將到頭，羅大佑和李宗盛紛紛出走台灣。羅大佑去了香港，李宗盛移民加拿大。
而同為當年樂壇引領風騷的人物，留在台灣的陳昇，在《風箏》這張專輯裡寫了一首〈夜〉給羅大佑和李宗盛，把那一代創作者的理想與無力感放進一首歌。
「談到做為一個想革命的男人的慌張的無力感
心情突然凝結冷卻 無法言語」
在台灣流行音樂最有能力影響一整個世代的時候，這些創作者卻已經開始懷疑，自己究竟能夠改變什麼。有人還想用自己的音樂改變世界，有人已經準備離開。
三十多年後，當年那些想改變時代的人，如今也得面對一個自己未必能夠理解的時代。這份無力感未必消失，只是每個人選擇了不同的方式來處理它。
羅大佑上了唐湘龍的節目，說自己與馬世芳已經不再連絡了。而上次聽到羅大佑說跟某個人不再講話，對象是李宗盛。
縱貫線巡迴結束之後，羅大佑受訪提到兩人的不合。他覺得李宗盛習慣從製作人的角度工作，讓團體裡的權力關係變得不對等，和他想像中共同創作的方式差別太大。
「和小李，不說話了。」
他可能永遠覺得自己站在挑戰權力者的那一方吧？
不過，有沒有一種可能，當年他就是被挑選出來的反對者呢？
我並不懷疑羅大佑的作品裡有反威權的元素。〈之乎者也〉、〈侏儒之歌〉、〈皇后大道東〉，放在各自的歷史背景裡，都有非常鮮明的政治批判。
可是反對某一個政權，跟反對權力本身，畢竟不是同一件事。
如果他到中國開演唱會，要過歌曲審批的時候，堅持說我這場一定要唱〈皇后大道東〉和〈侏儒之歌〉，因為自己是一個反威權的黑衣搖滾歌手不分藍綠只分黑白。
那樣的姿態，也許會更貼近他想像中的自己一點。
縱貫線剛宣布要開演唱會的時候，說只會開兩三場意思一下。台北場的時候我剛好出差，後來知道要開香港場，還特別飛過去看。
結果最後開了五十場。騙人感情的。
三十多年來，他們也從當年想改變時代的人，變成某種程度上代表那個時代的人。
我們有我們這個時代的戰鬥，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難題。不必貴古賤今，也不必貴今賤古。
不過在創作晚期的歌詞裡面，硬塞一句
「讓專機豪宅魚翅超跑的原罪，
救贖給慈悲的滷肉飯和礦泉水」
也實在太恐怖了。
這幾天河道上都是對馬芳的告白文，大家都在說《耳朵借我》如何影響了年輕的自己，讓我這個被五四三音樂站帶大的小孩，一瞬間覺得自己老了。
最好的註腳。是馬芳為了證明沒有拿綠錢，決定利用這一波流量無情帶貨。
「掙錢嘛，生意。不寒磣。」
